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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里寻他千百度,名师成就满分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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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学讲师,中国首批AP计算机教师,著有中国第一套,历经五年实践证明深受学生欢迎的成功的AP计算机双语教材,2013年以93%的满分率开创了中国AP计算机成功的先河,远远超出全美26.6%的满分率,为中国AP计算机教学树立了典范,并在同年加拿大计算机竞赛中勇夺桂冠,任教学生获哥伦比亚大学,麻省理工学院,卡耐基梅隆大学,宾夕法尼亚大学,康奈尔大学,西北大学等学校录取,远程学生遍及北京、长春、南京、重庆、广州、济南, 深圳、成都、费城,洛杉矶,加州,宾州,新罕布什尔州等地,希望借此平台为信息技术的发展做出贡献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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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转载】“三无”教授做世界一流发明 三无教授屠呦呦获诺奖谁汗颜 非名校,非名人,非院士  

2016-05-15 20:27:48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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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 原本在学术圈籍籍无名的河北科技大学副教授韩春雨成为了“网红”。他关于基因剪辑技术的最新研究成果发表在了世界顶级杂志《自然生物技术》上。这项新发明被评价为世界一流的。做出一鸣惊人的研究成果很不容易,更了不起的是,韩春雨的实验室是在极端简陋的条件下有如此成绩的,他甚至没有为该项目申请任何的国家级科研基金。有评论形容他是非名校、非名人、无职位的“三无”副教授。那么, 韩春雨及其团队的创新到底给了中国科研什么样的启示呢?
启示一:工坊式小科学很灵活,非常适合做探索
韩春雨团队为基因编辑技术提供了新的、很前景的工具

韩春雨团队为基因编辑技术提供了新的、很前景的工具

韩春雨领导了NgAgo-gDNA技术的研发。倘若基因是一本字典,要把一个特定单词的字母h替换为w,还不能影响其他字母,这是很难的。而韩春雨的技术正是方便、高效地来完成替换任务。此前,广受追捧的基因编辑技术CRISPR-Cas9被视为诺奖大热门。韩春雨的发明,带给了学界新的工具,具有非常好的应用前景。看上去这么高大上的突破,很自然让人会觉得伴随着巨大的金钱和时耗。然而,一切就那么简单自然。2014年,《自然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荷兰科学家的论文,这启发了韩春雨,他们很快便做起了实验。中间经历了《科学》杂志退稿这个小插曲,由于审稿人的要求很高,小半年后被退回。然而,韩春雨很快又找到合作者,并进行补充实验。两年多后,便在另一本顶级杂志《自然生物技术》上发表了成果。韩春雨的学校并没有带博士的资格,他的实验室也就两三个硕士研究生和他一起工作。到了最后,快要没有实验经费了,甚至一度欠了原料供应商30多万。

有人问韩春雨,如果这个项目做不出来怎么办,韩春雨说,“我做了应对准备。比如我还有另外很有意思的研究,现在已基本做完,还没发出来。”他很喜欢用“临事而惧,好谋而成”这句话。灵活性和试错的胆色可见一斑。

韩春雨(右)及其合作者沈啸(左)、高峰(中) 图/知识分子

韩春雨(右)及其合作者沈啸(左)、高峰(中)

在学界,有大科学和小科学的概念,所谓大科学,便是大投入、大团队、大项目,也就是我们所理解的举国体制。最近最出名的大科学项目便是引力波计划。与之相反的是小科学,少量的科学家或者实验室做研究,很灵活,兴趣导向也很明显。说白了,大科学项目像国企巨无霸,而小科学项目则如同小型民企,前者集中力量办大事,后者则船小好行驶。两者缺一不可。而科学家的探索性尝试,结果和实践路径都不清晰,走弯路的可能性很大,便很适合工坊式的小科学探索。如中科院最年轻的院士邵峰所言:“这种小作坊模式,特别适合探索性研究——你不确切知道要做出什么样的研究成果,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做成,这反而更容易激发人的创造力,这种科研模式应该得到更多的鼓励和支持。科学家都希望能把自己的能力和创造力最大程度发挥出来,而小作坊模式迎合了这种做科研的内在驱动力。”(见知识分子《邵峰院士: 如何才能涌现更多“韩春雨”?》)


启示二:科研界存在“肯辛斜坡”现象,应给予非著名院校、科研人员更多支持

韩春雨的创新能力,恐怕不是个别现象,它可以用一个叫“肯辛斜坡”的术语来解释。如下图:


图片来自《创新的扩散》一书

 

一般人们会认为创新的程度和社会经济地位成正比的。然而,美国人类学家弗兰克·肯辛却对此提出质疑,并提出处于最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极其乐于创新,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最不具备创新精神。但是,在创新扩散的初始阶段,经济社会地位中等偏上的人却没有中等偏下的人更富有创新精神。这是为何呢?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在创新扩散的初始阶段,充满了不确定性,中低阶层财富有限,即使遭受损失也不会太大,而中上阶层顾虑多多,行为更保守,前者反而比后者更具备创新精神。但是,一旦有50%以上的人采纳了该创新,中上阶层便会迎头赶上。科学哲学学者李侠率先在《从“穷科学”向“小康科学”的蜕变》一文中把“肯辛斜坡”理论用在了中国的科研经费配置上,认为由于中国的人均科研投入仍处于边际产出递增阶段,存在“肯辛斜坡”现象,如果以稳定的经费支持作为支撑,那么,其未来不可限量。毕竟在生产知识的两大核心要素人力与物力中,在人力方面我们已经是世界科技人员最多的国家,如果加大投入就会带来产出的大幅提高。

这个理论不仅仅适用于人,也可以用在科研机构上。比如,对韩春雨所在的河北科技大学,他本人是这么描述的:“河北科技大学给了我相当宽松的科研环境,给了我极大的学术自由度。实际上,在博士毕业论文发表后的十年里,我没有发表任何重要论文。如果是在某些院校,可能没几年就被扫地出门了。河北科技大学则给了我潜下心来想自己事儿的机会。”(见《对话科大副教授韩春雨:“我很享受搞科研的过程”》)相反,根据《知识分子》的透露,北京大学一家实验室也做过该实验,然而尝试了几次便放弃了。


目前中国的科研,滥扶持“伪大科学”,不重视工坊式小科学,需要革除弊病

总体而言,中国科研经费的投入不多,而大部分都到了各种各样的大项目上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小项目的主要赞助者,而它在国家财政科学技术支出中的占比是很低的,如下图:



那么,大部分的资金真的是去集中力量办大事去了吗?并非如此。根据《经济参考报》的报道《创新的“血液”哪儿去了》,科技活动“碎片化”、“聚焦难”,科研项目多头申报现象普遍存在,使得国家投入大幅度增加的同时经费使用效率不高。以大气污染科研项目为例,至少有8个部委参与193个立项,其中很多是重复立项。原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表示,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0%,远低于发达国家40%的水平。换句话说,大量的钱看似去办大事去了,实际上也没用在刀刃上。很多资金投入到了低质量的重复建设中去。

《中国经济周刊》最近采访到了一位某省科技厅的退休官员,他揭秘了为何一直以来科研经费都呈现出分散、碎片的现象,原来,这样做便于寻租,也能够照顾到方方面满的关系。他说,“这就变成了没有关系的基本上拿不到科研项目,有关系的可以年年拿,甚至可以一年拿好几个,从这个处拿了,又从另一个处拿。”因此,2014年年底,国务院发文提出政府各部门不再管理具体项目,文件遭到了地方的普遍抵制。这样的体制下,立项、审批有着极大的行政色彩,许多科研人员需要把精力放在拉关系中去,哪里还有力气做好研究呢?

实际上,一旦行政说了算,学界缺乏话语权,即使是在国外,大科学项目也很可能被搞得一塌糊涂。从而引发公众的反感。而大科学本身是极其讲究投入与产出的,不可能动辄几千万几个亿的纳税人的钱就那么打水漂了,所以大科学不能天马行空,而必须有着明确的目标和实践路径,并且还必须接受结果的验收。


大项目在国外也有很多问题,马克拉姆说服欧盟投入巨资支持“脑计划”,政界拍板了,却没有参考学界的反对意见,最终该计划却陷入泥潭,他也被从负责人的位置换了下来

大项目在国外也有很多问题,马克拉姆说服欧盟投入巨资支持“脑计划”,政界拍板了,却没有参考学界的反对意见,最终该计划却陷入泥潭,他也被从负责人的位置换了下来

在国内,伪装的大科学项目泛滥成灾,有始无终,真正的小科学项目却缺乏扶持,不得不说,这是中国科研界的遗憾与纰漏。给这样的弊病动刀子不管会牵扯多少人的利益,都应该革除。

延伸阅读:

《今日话题》2016科研评论之一:为何又是美国人发现了引力波

《今日话题》2016科研评论之二:创造出“阿法狗”的是怎样的人



结语
韩春雨是中国的学术系统里培养出来的、基本功非常扎实同时又富有理想主义的人才。他的重要研究成果,提醒着社会,对于 “三无”科研人员也好,“非著名教授”也罢,不该再忽视下去,扶持他们的“小科学工坊”,收益是巨大的,也能够刺激那些一流机构的创新。而目前的情况是,并没有支持他们的资金与环境,大量的重复建设和浪费产生着。真是呜呼哀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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